8月消费券投放力度将继续加大

2022-08-06 04:08:42 文章来源:网络

  进入8月份,多地再次计划发放文旅、体育、餐饮等各类消费券,以提振市场消费信心,加快消费市场提质扩容,带动产业链升级。

    ****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**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,今年全国多地积极拉动消费,加大消费券发放力度和频次,重点针对旅游、餐饮、住宿、**等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,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人们消费热情,提升消费规模,为稳经济稳增长发挥作用;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这些行业由于疫情影响带来的经营困难,起到助企纾困的作用。

    据《证券日报》记者梳理,8月4日,沈阳市再次发放1100万元文旅消费券,涵盖宾馆酒店、旅行社等11大类。同日,海口市也发放新一轮政府消费券,分为免税场景消费券和零售、餐饮、住宿场景消费券两种类型,总计14.17万张;8月5日,天津市发放第四期“津乐购”消费券,**消费券共10万张;8月8日,北京经开区将发放1亿元消费券,**含汽车消费券,线上消费券、线下消费券、**食专享券、工厂市集券、观影消费券等类型。同日,绍兴市也将起发放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;8月9日,九江市将发放第三批政府消费券,总**为8000万元,消费券类型分为汽车消费券、加油消费券、餐饮消费券等。

    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李名晟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,不同类别的消费券对不同消费**体提供了消费补贴,对相关领域促进效应也不同。总体来看,消费券在直接降低消费成本的情况下,将有效助推消费回暖,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**,对经济发展起到明显促进作用。

    李名晟表示,消费券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“助燃剂”,通过需求增长有效带动供给,促进供给端创新发展,提升供给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;并通过供给增加就业,促进居民**的持续提升,进一步夯实消费能力,实现了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良**循环。

    今年以来,全国多地发放多轮消费券,拉动消费效果已显现。8月3日,宁波市商务局发布数据显示,今年上半年,宁波发放三期政府消费券,实际投放6.6亿元(含超发周转资金),核销5.8亿元,直接撬动消费71.57亿元,核销率95.1%;8月4日,天津市商务局发布数据显示,截至8月3日,天津市前三期消费券已经拉动消费超过7000万元,撬动比保持在1:10,促消费效果凸显。

    川**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,整体来看,促消费政策实施效果良好,消费券撬动消费比例较高,进一步挖掘了消费者消费需求,有效带动区域消费市场的较快复苏。预计8月份消费券投放力度将继续加大,下半年消费有望呈现平稳回升趋势。

    “发放消费券对消费的拉动效果会比较快,具备很好的乘数效应。”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谢后勤说,下半年在消费端的政策发力会更加明显,尤其是以新能源汽车、绿色智能家电为主的绿色消费将促进消费回稳向好。

    张依**表示,随着**出台以鼓励住房、汽车为重点的促消费政策,下半年消费整体走势将会保持相对温和,一些围绕新能源、芯片升级的消费行业会继续实现较快增长,将成为消费亮点。

    不过,张依**认为,从经济**、消费热情、家庭消费热点和**政承受能力等因素看,消费券规模不宜过大,保持适度即可。而且消费券本身带有明显的行政辖区特点,主要是激发本地居民消费,既有正面引导**,也有区域局限**。所以,消费券的发放领域应该有明确的针对**,发放规模要视效果循序渐进。

2021年5月,**统计局公布了七普的初步结果,除了较低的生育率以外,流动人口发展也呈现 “新态势”(超链接:https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12658600)。相比六普,**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显著,乡城流动占比进一步上升,短距离人口流动**显著增强,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**快。广东、浙江等省流动人口规模明显超过预期,省际人口分布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。

2022年6月初,汇总了数据资料的《**人口普查年鉴2020》出版,丰富的全国、分省区、分城乡类型的数据,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**流动人口的特征。

从农村到城市依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

流动人口从哪里来、又到了哪里去?讨论**人口有两个标签是绕不过去的:户籍和城乡。我们用流动人口的户籍类型(村居委)及其常住地的城乡分类(城镇和村)将流动人口划分为四类流动。农业户籍人口流动到城镇地区是**人口流动**显著的特征。2000、2010、2020年,乡城流动占流动人口的52.2%、63.2%、66.3%。

表1

所示,逢十的普查年份结果显示,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的占比都在不断的上升,而乡乡流动和城乡流动不断的下降,合计占比略超过10%,远远低于2000年的27%。城镇地区是9成流动(88.12%)的目的地。

表1| 四类流动人口的构成(%)

数据来源:2000年-2015年的数据来自:段成荣等,2019,**人口的迁移转变,人口研究,第2期;2020年数据来自笔者推算,可能存在偏误,其中乡城流动占比66.3%、城城流动为21.8%为**统计局**发布会公布数据或据此计算。2015年的分布明显有异于2010年和2020年,这可能是户籍地类型与逢十年份普查问卷有异所致,此外还有抽样误差等问题。

**城镇化率从六普的49.7%上升到七普的63.8%,增长了14.1%。我们分解城镇化的贡献因素,大体上可以分为人口迁移、区划变动和自然增长。从人口流动来看,七普的流动人口比六普多了1.55亿人,按乡城流动占比,即1亿农业人口完成城镇化,占总人口的7.1%。

同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39.3%增长到45.4%,城镇户籍人口增加了1.14亿人,占总人口的8.1%。这些人有一些是区划变动导致的户籍身份转换,也有一些是农业户籍人口流动以后在常住地落户。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张晓鹏在2021年5月的通报,截至2020年底,有1.2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,由此可见机械迁移(人口在迁移以后,户籍随同迁移)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的主要部分。乡城人口流动(人迁户不迁)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两者合计就高达15.2%,超过过去十年城镇化率的增长,由此可见,人口流动依然是**城镇化**核心的动力,没有之一。

流动有近有远,不同流动距离中四类流动人口的分布是什么样的?

表2

所示,四类流动人口在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两个维度保持了高度的稳定**,十年间变化不大。但十年间流动人口规模迅**增长,因此2020年四类流动人口规模比2010年都有显著增加。

表2| 不同流动距离中四类流动人口的分布

数据来源:2010年数据采用微观数据计算,与段成荣等(2019)的结果略有差异,见上表,这种差异是计算口径的数据源的差异,详见马小红等(2014);2020年数据为笔者据七普长表7-1及相关假设推算,因缺乏微观数据,准确计算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。

具体来看:

**,省内和跨省的乡城流动各自增加8700万和2000万人,增长了112%和30%,省内流动已经成为人口城镇化**核心的因素。

第二,省内和跨省流动的城城模式各自增加2500万和800万,分别增长了77%和49%。城城流动模式的作用机制与乡城有较大差异,商业环境、宜居等占了家庭决策的很大权重,因此城城流动时,城镇居民跨省流动的意愿要高于乡村居民。

历史经验显示,人口流动以短距离为主,长距离流动的目的地一般是工商业中心地区。2000年前后,**加入WTO使得东南沿海中心城市的就业机会大增,跨省流动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,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,各省的中心城市有吸引力也在上升,省内流动占比在2005年以后开始回升,到2020年,省内流动占比超过三分之二。

那么,省内流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?

表3

所示,按行政层次,将省内流动划分为省内跨地市、市内跨区县(不含市区内人户分离)以及县内跨乡镇三种流动距离。六普的时候,省内流动呈现两头大、中间小的格局,要么就近在周围乡镇流动,要么就远流动到其他地级市。

表3| 流动距离的分布结构

数据来源:2000、2010年、2015数据采用普查资料或微观数据计算;2020年中的跨省、省内和市区人户分离占比和**值据普查年鉴计算,2020年省内流动中的三类流动距离的分布,根据2010和2015年的变化率外推所得。

假设七普省内流动**的结构变化相比2015年保持同样的趋势,我们同比外推2020年省内流动的**结构。相比六普,七普数据的省内流动增长了1.24亿人,其省内跨市流动增长了6400万人,市内跨区县流动增长了4700万。省内跨市流动占比会进一步上升,而县内跨乡镇的占比下降,省内流动的平均流动距离会变长,人口正在向省内的中心城市集聚。这个趋势与省际相反,省际迁入和迁出都呈现分散化的趋势,传统人口流入地的流入强度正在下降,而流出地的流入强度在上升。省际流动的差异,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详述。

流动的影响比想象的要更加广泛

2020年,我国总人口中的三分之一是人户分离,四分之一是流动人口。尽管数字很高,但依然低估了流动人口的影响范围。上文指出**流动人口的目的地有88.12%是城镇地区,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没有流动人口,因此估计流动人口的影响,应该把范围局限在城镇地区。我们将城镇人口作为分母,重新计算流动人口在其中的占比。

表4

所示,2020年,全国城镇地区有55%的人口为人户分离,其中有42%是流动人口,流动的影响面明显高于以总人口作分母的比例。**是名副其实的流动大国、流动的**,正常的城镇地区,流动人口是随处可见的。

表4| 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在人口中的占比

数据来源:2000年、2010年、2020年人口普查年鉴(或普查资料)。

不同年龄、不同地区人口的流动**有较大差异,因此,我们从年龄和省区两个维度来刻画流动的特征。首先分别计算每一个年龄人口的流动参与率。按年龄段,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: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,后义务教育的学龄阶段,工作阶段,后两个阶段有重合之处。

图1

所示,七普在所有的年龄段的流动参与率都高于六普。分阶段来看,义务教育学龄儿童的流动参与率从六普的10%左右上升到七普的20%以上。跨省流动参与率略微上升,而省内流动参与率大幅上升,这表明儿童随同父母跨省流动的障碍仍然非常大,而省内的障碍大大降低,省内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水平在上升。儿童随迁可能的障碍**括异地中高考限制、义务教育学校就读限制等制度层面的因素,也有生活成本和文化差异等客观条件障碍。跨省随迁的障碍较高,还体现在随着儿童年龄增加,流动参与率在下降,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省内流动参与率基本不随年龄变化。

当儿童进入后义务教育阶段,无论是直接工作,还是进入高中、中职、本专科,大多数人都会离开本乡镇,流动参与率急剧上升,峰值出现在18岁左右,流动参与率接近60%,这意味着除了中心城市和地市市区以外的大多数青少年都在流动中。

当青少年完全结束学业开始工作时,流动参与率开始下降,下降的原因有两个方面:

其一,毕业以后直接落户在就业地,这个人就不是流动人口了;

其二,毕业以后返回家乡。

这两部分人合计占同龄人的15%左右。跨省和省内流动参与率下降的速度有较大差异,跨省流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平滑缓慢的,这说明一个人跨省读书以后,落户在当地或者返回家乡的过程是缓慢的。但在本省读书以后,落户在当地或者返回家乡的过程相对迅速。这些都显示了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的差异。

图1| 分年龄人口的省内和跨省流动参与率

数据来源:2010年、2020年人口普查年鉴。每个年龄的流动参与率=该年龄的流动人口数/该年龄的人口总数。为绘图**观,只截取了0-75周岁的年龄段。

当一个人年龄为50岁以上、临近退休时,他们的流动参与率低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,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:

其一,现在50多岁的人**,因为就读高等教育的机会、进入初职时代背景等因素,可能一直没有流动过;

其二,临近退休的中老年人,他们在城镇就业市场上的障碍较大,就**需求强但城乡居民**疗保险异地参保就**有障碍,所以不得不返乡;

其三,近些年,在中央转移支付的支持下,欠发达地区的**疗条件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基本的保障,对劳动力返乡形成一定的拉力;

**后,我们还发现,跨省流动的劳动力,集中返乡的年龄稍有延后,2010年曲线斜率的断点为50岁左右,而2020年则为60岁。相比之下,在临近退休时,省内流动的曲线比较平滑,没有明显的断点,这再次印证了上文的结论,省内经济社会一体化要好于跨省。

图2

所示,分省区来看,各省的城镇常住人口中,人户分离人口的比重都比较高,而流动人口大省北京、上海、广东,人户分离人口占比都超过60%,跨省流入和市区人户分离的比重都比较高。传统的人口流出地,河北、河南、湖南、安徽稍低一点,但也超过了40%,与流入地不同的是,这些省区城镇流动人口主要是省内流入的,跨省和市区人户分离的占比都比较低。因此,满足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,并不只是京沪粤等发达地区面临的问题,人口流出大省也有这方面的压力。

图2| 分省区城镇地区人户分离人口的结构分布

数据来源:2020年人口普查年鉴。

流动人口越来越不“流动”

流动人口是从户籍地与常住地分离的角度进行定义的。但现实中,流动人口并不一定“流动”。

图3

所示,从省内人户分离来看,离开户籍地时间超过5年的占比,从2010年的29%上升到2020年的37%;跨省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时间超过5年的占比,从25%上升到38%。虽然其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口是多次流动,但2015年小普查的数据提供了在本市居住时间的问题,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在本市居住时间与离开户籍地时间相差不大。因此,**流动人口越来越不“流动”的结论是稳健的,有很高比例人**已经****居住在本市,但他们的身份是“流动”。从流动儿童来看,有20%-30%的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出生且一直稳定居住在本地。

图3 | 离开户籍地时间的分布

数据来源:2020年人口普查年鉴。省内流动**括流动流动人口和市区内人户分离。

除了存量视角,我们还可以观察不同流动时间人口的变动情况,即2020年的人口相对2010年的增长率。

表5

给出了全国各省区的分布情况:

**,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家时间长的人**增长更快,跨省流动人口越来越想在常住地留下来,而离家时间短的人口增长较慢,这显示了跨省流动的潜力变小。

第二,省内人户分离的情况与跨省不同,离开户籍地时间两头大,中间小,也就是说,要么离家时间长,要么刚离家不**。省内人户分离想在常住地留下来的意愿强,短期打零工的比例也比较高。

第三,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,京沪浙苏粤这些传统人口流入地的长端扩张相对要慢一些,而传统人口流出地的长端增长更多。京沪跨省中短期流动的人口规模还出现缩减现象,确实有一些人离开了。

表5| 分离开户籍地时间、分省区人户分离数的七普、六普变动

数据来源:2020年人口普查年鉴。省内流动**括市区内人户分离。变动量=2020年数量/2010年数量-1。

注:本系列为对七普数据的解读,本文为**篇,接下来还会有省际人口迁移变动、城镇化、生育率变动、老龄化等内容,敬请关注。

(作者聂日明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,潘泽瀚为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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